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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 花县人民剿匪记(很精彩,花都人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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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作为花都人,我很惭愧,对花都历史了解很浅,是的,没做史说栏目之前,我连自己村子的由来我都不知道。没有历史的地方是可悲的,作为花都人,我们应该了解花都的历史,没有历史,就没有回忆,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栏目。


原标题:花县乡人民政府遭匪袭击纪略(谭新眉 吴帆子)


  1950年三四月间,花县24个乡中有5个乡人民政府遭到土匪不同程度的袭击,共有5个革命同志牺牲,被劫去机枪12挺,步枪68支,手枪13支和弹药一批,给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严重损失,给干群的心理带来极大的震动,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这些事件,是坚决反共的政治土匪勾结混进各乡常备队的坏分子一手策划的。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本县土匪在三四月间(指1950年)最猖狂,大小共14股,人数共约520人。”其中威胁最大的有两股:一股来自北面,号称拥有千匪之众的“广东省‘清、从、番、花、三’反共救国军游击司令部”(司令谭砥纯,清远潖江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三期学员,曾任国民党保安营长),匪巢在清花交界处,他们的口号是:“杀绝共党,还我河山。”并同时放出口风要“煲”花县人民政府(设在花城西坛村);一股是来自东面,以张信为支队长的“珠江三角洲反共同盟救国军第十二支队”,这支反动势力虽不及谭砥纯,但他可同谭砥纯遥相呼应,必要时亦可与东北山区的反动势力连成一块。


  其时,花县解放不久,南下大军全力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战斗,后方力量出现暂时空缺。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持地方治安,花县人民政府高度警惕,除建立了县公安营之外,指示各乡人民政府饬令各保出人出枪组织乡武装常备队,由乡武装干事兼常备队长,时刻备战。但这时农民还未发动起来,尚存“好男不当兵”的思想。一些土匪、流氓、烟鬼、赌棍便乘机混入,造成部分的常备队严重不纯。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便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反叛上山为匪。


  1950年4月底,人民解放军388和396团回师花县,在人民政府和群众的支持下,对各地土匪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清剿运动。那些为了“升官发财”而拼凑起来的亡命之徒,便迅速土崩瓦解,遭到灭顶之灾。5月初至6月20日止,全县剿匪结果:共毙匪中队长以下14名,俘大队长以下42名,自新大队长以下202名,共歼匪258名。如今,时间已过去多年,但沉痛的历史事件,是不可忘记的。最近在有关的档案里,基本整理弄清5个乡遭袭的经过,现作如下记述:


  狮岭乡


  1950年3月8日深夜,狮岭乡人民政府发生了土匪策动“常备队”拖枪叛乱事件,劫去机枪3挺,步枪7支、弹药一批。这是花县解放后叛变投敌的第一个乡常备队。据后来捕获的叛变首犯罗英供述,事变的经过是这样的:3月8日晚,狮岭常备队队长罗英带领队员罗月福、冯良去土匪冯炳强(他曾任日伪联防队副大队长)家里密谋,策划叛变事宜。参加者还有冯东华、冯新权、刘湘其等人。他们就在会上决定当夜起事。到了深夜,由冯炳强做指挥,罗英、冯良、罗月福做内应,引土匪入乡政府。迅速夺了常备队的枪械,并胁持5名常备队员上山,投靠狮岭匪首钟子来(清、从、番、花、三反共救国军游击司令谭砥纯手下的一名大队长)。他们叛乱之后,企图在紫石冈(团结村)大树园伏击路过的公安营战士,后见公安营人多不敢动手,龟缩回芳田村去。


  1950年5月6日,解放军388团在狮岭大鞑村围剿这股土匪时,当场击毙匪首冯炳强,捕获叛匪罗英。其余四散,有的逃港,有的自首。罗英(狮岭乡石桥村人)于10月间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复兴乡


  1950年3月9日,即狮岭乡土匪暴动得手后的第二天,复兴乡人民政府又发生了内外勾结的叛乱事件。叛乱首犯张秋培、陈华坚。张秋培,新中国成立前是复兴乡第三保保长,新中国成立后伪装积极,被任命为复兴乡人民政府副乡长,叛乱时28岁。陈华坚,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班长,花县警察局三等警长。新中国成立后,被张秋培拉进复兴乡政府当武装干事兼常备队队长,叛乱时25岁。张秋培、陈华坚沆瀣一气,勾结外面土匪陈添、陈新楼、陈就、朱永其等人共同策动叛乱。3月6日晚,匪众们在廖锦棠家开会,张秋培煽动说,现在各乡政府的人都打算上山打游击,我们也准备上山,上山后每人每月400斤谷。陈华坚接着说:人民政府已没有势力,钟子来(狮岭股匪头子)已经上山,常备队的古洪(原是钟子来的机枪手),张锦西等人也都愿意参加……此时,正好有群众进来,他们停止谈话。


  第二天,他们又在罗成伟家开会,参加者有张秋培、陈新楼、陈华坚、廖晃、朱永其、陈就、陈添等人。土匪陈新楼为了坚定他们叛乱的信心,说国民党就快反攻大陆,钟子来确已上了山,他已由古洪“搭路”,同谭砥纯取得联系,上山有靠山。事成后,要把不愿意上山的人一齐杀掉。当时还制订了行动计划。3月9日子夜,他们先在廖天富家中集合,然后向乡政府出发。到了乡政府,由张秋培叫门,古洪、张锦西如约开了门,一枪未发就把常备队的枪支全部缴了。计有机枪2挺,步枪3支,手枪6支。他们得手后,又去袭击乡政府对面工作队住宿的那间商店。他们知道工作组长、青年团员饶远球有手枪,但无人内应,不敢贸然行动。土匪陈添(新中国成立前为两龙乡公所分队副,新中国成立后投钟子来为匪)逼着乡长温立铭叫门。饶远球不知乡政府那边出事,听见乡长叫门,便下楼开门。门一开,即被一束强烈的手电筒光照过来。饶预感不妙,即往地下一蹲,同时提着驳壳应变。土匪陈新楼迅速向饶射了一排快制驳壳,但未打中,饶远球立即举枪还击,土匪不敢向前,只有在门外打枪。在抗击中,饶不幸被击中右肘,手中的驳壳落地。土匪觉察饶已无力还击,便冲了进去把饶捆绑。随即又冲了上去,捉住工作队员魏×(女,没有武器)然后拉队上山。复兴乡指导员邓耀光和另一个工作队员刘经欧,由于因公去花城、两龙未归,才未遭毒手。


  叛匪们离开复兴乡后,经过花县的单竹坝、王子山,在清远天元洞同谭砥纯匪部接上了头,成为反共救国军的一部分。陈新楼、丘洪,因发动组织复兴乡叛乱有功,被封为潘波大队第一、第二中队长。陈华坚、古洪、朱永其为小队长。这时,叛匪共有70余人,有机枪4挺,七九步枪50余支,手枪10多支。


  复兴叛乱后的第三天早晨,在天元洞,由潘波主持开会,议论如何处理温立铭、饶远球、魏×三人。陈新楼、陈添主张全部杀掉。有人提出温立铭是本乡人,只要他肯跟着干,就不必杀了。朱永其提出:“饶远球是个团员,平时在乡政府是很‘凶恶’的,一定要杀,免留后患。”魏×生得很漂亮,张秋培早就垂涎三尺,意欲娶她做小老婆,表示愿以生命担保她不走。意见就这样定了。潘波带人把饶远球杀了,还拉着魏×去陪杀。魏×被迫“嫁”给张秋培。是晚杀猪加菜,以示庆贺。


  此后,这股土匪以清花接壤的大连乡、天心庄、天元洞、王子山为据点,四出活动,骚扰百姓。以潘波大队名义,温立铭起稿、张秋培抄写,到处张贴布告,强要群众交粮。亦曾去清远迎咀粮仓抢过粮食;在复兴圩抢过猪肉店、杂货店。4月25日,复兴乡镶牙医生邓冠超(曾向人民政府检举过土匪丘洪贩卖烟土),配合复兴乡农会长廖朝木(花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复兴圩宣传人民政府对土匪“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劝导上山为匪人员,应即向政府自新。邓、廖的宣传,使土匪又怕又恨,结果他俩又被土匪捉去山边杀害。


  四五月间,人民解放军回师花县,进行围剿,这股土匪迅速土崩瓦解。匪首陈新楼、陈添、丘洪等8人,深知恶贯满盈,潜逃香港。其余有的被我军捕获,有的向人民政府投诚自首。叛匪的首要分子陈华坚罪大恶极,被人民政府镇压。叛匪张秋培被围剿打散后,于4月19日带着魏×潜回家,东藏西躲了六七天,向别人借得港币40元作路费,与魏×步行到人和搭车逃港。在九龙上水圩卖火水油及用单车搭客度日。因生活难以支持,被迫于8月26日回县自首。但他在土匪集训班里不肯彻底交代罪行,避重就轻,态度狡猾,企图蒙混过关,最终受到人民政府镇压,魏×则留港未回。


  埔湖乡


  1950年3月15日,埔湖乡人民政府常备队江永和勾结匪首陈添(新中国成立前为两龙乡乡队副,新中国成立后投靠钟子来上山为匪),策动叛变。3月15日深夜,当副乡长王权已进入梦乡,江永和便按约定的时间让陈添等土匪进入乡政府,把王权捆绑起来,一枪未发,胁持11名常备队员上山为匪,抢去机枪1挺,步枪10支,手枪1支,弹药一批。


  花东石角乡


  1950年3月19日晚子夜,石角乡人民政府发生了全县损失最重、震动最大的常备队叛乱事件。土匪当场杀害了该乡指导员黄星儿,二区区中队长杨锦添二人,在山上又枪杀了税收员龙玉铁和常备队班长王燮荣。抢去机枪4挺、步枪40多支,手枪5支和弹药一批。这是“珠江三角洲反共同盟救国军第十二支队”土匪一手策划和制造的。据当时逃生回来的区中队队员口述和捕获的土匪口供记录,惨案简略经过是这样的:石角乡人民政府所在地,设在李溪圩一间旧当铺(南昌押)里,此外毗邻禺北。1950年初,禺北的“大天二”菠萝鸡、谢大傻、狗肚明,各霸一方,搅风搅雨,已向禺北干部开刀了。李溪村的张信(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广州保安司令部某队队长,石角乡公所乡长),秘密与香港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联系。被委派为“珠江三角洲反共同盟救国军第十二支队”支队长职务。他积极搜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组织起有20多人的队伍,并任命了张林为大队长,张村为中队长,张荣发为小队长。他们第一步的阴谋,是策动石角乡常备队叛乱,然后拉起队伍上山与清远谭砥纯遥相呼应,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作为将来向主子邀功请赏的本钱。敌人也深深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石角乡常备队的严重不纯,便自然成为他们选择的对象。这个常备队共15人,其中乡政府武装干事、常备队长沈树(化名为沈永昌),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别动队第二组长,参加了禺北竹料一个“堂口”为匪,与曾繁棣、张绍等抢过苔坑教堂,还贩卖鸦片、红丸,曾被国民党县长杜湛津悬红通缉;常备队队副叶金是打家劫舍,谋财害命的歹徒;班长张添(豆皮添)亦是“标参”(掳人勒索)的土匪。队员中的张芬、张寿全、沈忠兴、沈约、曾兆洪、曾炳南、张福、曾繁棣、沈树、曾昭烈等不是土匪就是烟鬼赌棍,他们占了常备队的85%。当张信派人来策反时,他们便积极响应,把升官发财的美梦寄托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赌桌上。参与和掩护动乱的还有副乡长曾恩。


  3月19日(星期日)是他们叛乱的预定日期,晚饭时例外地加了菜,饭后每人还发了两包“孖圈”香烟,以示起事。下半夜,当该乡指导员黄星儿、区中队长杨锦添及区中队员熟睡之后,参加叛乱的哨兵便放土匪进入乡政府,并按事先商定的计划,分三队人马行动:一队土匪爬上当铺储物楼区中队的驻地三楼,任务是收缴区中队队员的枪支;另两队则分别进入当物厅和走廊。队员曾炳南、沈忠兴分别用枪对准熟睡的黄星儿和杨锦添同志。巷口的哨子声刚响,两边同时开枪,两位同志便牺牲在叛匪罪恶的子弹之下。储物楼上的班长王燮荣和队员为突然而来的枪声惊醒,速欲摸枪戒备,但所有的枪已为土匪所缴,一支支乌黑的枪口正对着队员。土匪接着喝令队员到梅秀祖祠堂前集合,清点人数时,发现还差一个税收员龙玉铁未来集合。土匪深知龙玉铁有一支德国造的白金子左轮,并有十多发进口子弹,有一定的威胁力;且土匪在明,龙玉铁在暗,更不敢轻易进楼,只在门外先用花言巧语进行诱降。继用烧楼作威胁。当龙玉铁走出来时,马上被土匪夺去左轮,又被打了两拳。最后土匪用绳子绑着他押去集队。土匪将所有抢来的步枪下了枪栓,仍叫胁持的区中队人员背着,一直到北兴水口营村住下来等天亮。


  第二天早晨,由土匪、流氓出身的张寿全亲自把龙玉铁、王燮荣枪杀于水口营的后山坡上。接着土匪们便押着区中队前往鸿鹤及冬瓜窿一带活动。在此期间,不少被胁迫上山的区中队队员不愿跟土匪卖命纷纷偷跑回来。不久,剩下的土匪争权夺势,原常备队员张寿全自以为叛乱有功,但未得重用,自携机枪离去,意欲另立山头,卒为反共救国军第二大队张林带人把他擒获处死。


  这些反动武装可以得逞于一时,却经不起人民铁拳一击。当解放军396团清剿这帮土匪时,除了首犯张信及他的亲信张芬、张配、张福、张培、张涵九等少数几个预知厄运将临,逃港得脱之外,其余纷纷落网。其中罪行滔天,恶贯满盈的曾恩、沈森、沈忠兴、曾繁棣、张林、张材、张荣发、张可夫、叶金、沈树等10人受到政府的镇压;欠下人民的血债,终于用血来偿还。曾炳南、曾昭烈被判无期徒刑。一个复辟之梦,终于成为泡影。当沈森等被押赴黄星儿、杨锦添两烈士坟前枪决时,“民众拥随夹道,历数其罪行,皆日抵杀。及将该犯处决后,人心太快。”(引自1950年5月20日《花县人民政府向珠江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呈复枪毙巨盗沈森情形的报告》)。


  “石角乡常备队叛乱事件”暴发后的当天清晨,推广乡政府督导员吴帆子接到李溪小学校长张芳芬的报告之后,即向县政府及公安营王杰超副营长报告。下午,亦随公安营派来的一个班,前往李溪料理后事。黄星儿、杨锦添两同志分别被枪杀于各自的床上,黄星儿的左颅骨被打去半边,杨锦添背后中了数枪仍侧卧在床。两人都是满床满地凝结的血污,令人惨不忍睹,悲从心来!


  梯面乡


  新中国成立初,梯面乡政府在联民村山上设岗放哨。1950年3月24日深夜,常备队班长谭标、队员张炎与匪首钟子来勾结,袭击山顶哨所,胁持哨所全部队员8人,投靠谭砥纯部为匪。劫去机枪2挺,长短枪12支。途中有两名青年常备队员,伺机逃跑回来,到县举报。在剿匪运动中,捉获土匪头目吴宛南,根据审讯口供,在从化黄茅村一间猪房二棚架的棺材里,搜回了被土匪劫的全部枪支。


  这几个乡政府遭匪袭击的事件说明夺取人民政权要无数的先烈流血牺牲,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仍要付出沉重的血的代价。人民政权来之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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